★ 艾冲，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长城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首席专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长城是中国古代国家护卫特定地域居民生命与财产安全的线状军事防御工程，其建造历时悠久，上下绵延两千五百多年，始于春秋中期的齐国，延续至清代后期。长城的分布地域广大，参与构建历代长城防御工程体系的实施工程人员来自诸多族群。古人营造长城的督管经验和构筑技术不断的提高，长城的主体与附属设施的配置逐渐完备，符合军事防御的实战需求。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慢慢的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建造的宏大的线状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古代长城的建造绵延了两千五百多年之久，形成了一种中国独有的军事文化事象，牢固地植根于中国人民的思想之中，凝聚为中华文明的象征。

  长城是中国古代国家护卫特定地域居民生命与财产安全的线状军事防御工程。它的出现需要特定的历史背景，即具备必要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前提与基础。长城的构建始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中期，延续至一百多年前的清代后期。构筑长城是古代国家的军事行为。在这两千五百多年间，先后有二十五个统一王朝与并立政权主持构建过长城防御工程，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齐、秦、赵、魏、燕、中山、楚等诸侯国，秦朝，西汉，东汉，西晋，东晋十六国时期的西凉，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朝，唐朝，两宋时期的宋、辽、金，明朝，清朝。参与构建各时代长城防御体系的实施工程人员来自诸多族群，包括秦汉时期的汉族、匈奴族、羌族、氐族，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族、乌桓族、敕勒族和汉族，隋唐时期的汉族、稽胡族、突厥族，两宋时期的党项、契丹、女真、奚、汉诸族群，明清时期的汉、蒙古、女真、藏等族群。长城既然是护卫特定地域各族居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的军事工程，因此，特定地域的居民参与其建造进程，就是顺理成章地护卫其身家性命的必然举措。

  长城的起源阶段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最早的长城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即春秋中期的齐国。公元前555年，齐国在抵御晋国武力进攻的战争中，利用其西疆济水东侧的堤防作为防御敌方的依托，并由此得到启发，遂不断地将济水东侧的堤防加宽增高为“钜防”。其后，“钜防”遂成为中国早期的原始长城——线状军事防御工程。由于齐国在军事活动中率先探索出全新的防御敌方军队的工程形态，遂产生深远的军事影响，被其他诸侯国纷纷效仿。进入战国时期，齐国于公元前4世纪建起横跨泰山、沂山和蒙山的南疆长城。秦国出于抵御魏国进攻的军事需要，于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先后构建起三道长城防线，即经过数次施工而建起的黄河西岸“城堑河濒”长城、经过“堑洛”形成的洛河西岸长城，以及秦昭襄王时期构筑的秦国北疆长城。魏国也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经过数次施工在其西疆构筑了一纵二横布局的魏国西长城。赵国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在漳水北侧构建“属阻漳滏之险”的赵南长城，又于公元前3世纪初依托阴山天险而建起防御匈奴南掠的赵北长城。燕国亦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构建依循易水北岸而防御赵、中山的燕南长城，于公元前3世纪前期在其北疆建起防御东胡诸部的燕北长城。中山国于公元前4世纪前期构筑一道抵御赵军进攻的槐水长城。南方的楚国于公元前3世纪初期依循伏牛山、方城山和桐柏山营建一道抵御中原诸国攻击的楚北长城。

  至秦朝，出于防御匈奴、东胡南掠的军事需要，将军蒙恬主持构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道万里长城，西始于陇西郡临洮县境，东至于辽东郡 水之滨。西汉政府在修缮秦代长城的基础上，于公元前2世纪末期至公元前1世纪初期构建“河西”“漠南”（光禄塞、居延塞）数段新长城，新、旧长城相互联结成一道长度更大、分布更广的汉代万里长城。东汉政府在继承西汉军事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对“朔方塞”地段的长城进行修缮，继续予以利用。西晋时期，对辽西、辽东两郡区段的汉长城予以重建，恢复其军事防御作用。延至东晋十六国时期，西凉也对敦煌郡境的汉长城做过修复与增建工作。

  至北朝时期，为了抵御柔然、契丹诸部的袭掠而出现构筑长城的小高潮。北魏王朝于公元5世纪前期沿着阴山、燕山构建一道“泰常长城”，东起赤城，西迄五原，绵亘三千余里。公元5世纪中后期，北魏又沿着燕山、太行山、恒山、管涔山构筑一道弧形分布的“畿上塞围”长城，以及西至赤城、东达海滨的“广长堑”长城。东魏先于6世纪中期在肆州北山建造一道长约数百里的长城，并且沿着定、幽、安三州西北侧的太行山脉段北魏“畿上塞围”长城构建城戍群体，以应对柔然、契丹、库莫奚诸部的南下。与此同时，西魏则修缮与利用华阴县境的战国秦长城，构筑陕州弘农郡东部的新长城，以抵御东魏军队的进攻。北齐构建长城的次数最多、顶级规模，以抗御柔然、契丹、突厥等敌对武装的进攻。北齐于天保五年至七年间（554—556）建起西起黄河东岸总秦戍、东至库推戍（今北京密云古北口），再延伸至海滨的外线长城。同时，又分期分段地构建西端始于黄栌岭、东端止于碣石的内线长城。其后，北齐又相继营建几道小长城，包括“轵关”长城、“洛州西界长堑”等军事防御工程，以应对北周军队的进攻。北周则在6世纪70年代重建西起雁门、东达碣石的北齐内线长城，以抵御突厥诸部的袭掠。由此可知，东魏与西魏、北齐与北周为了相互防御和抵御柔然、契丹、突厥等敌对势力的侵犯，而多次构建长城类军事防御工程。

  隋唐时期是构建长城的第二个高峰阶段。隋朝初期重新利用北齐外线长城，又构筑延亘于灵、盐、夏、绥诸州的新长城；至开皇七年（587），在阴山北麓修复秦汉长城，作为与突厥诸部进行军事攻防的守御依托；至开皇十九年（599），在河曲地域构建南、北两道“横堑”长城，并修复黄河东侧的北魏“畿上塞围”与北周的雁门至碣石（今辽宁绥中南缘姜女坟礁石）的旧长城。在大业三、四年（607、608），再度修缮阴山北麓的长城工程，发挥其军事防御功能。唐朝前期，除继续利用隋代长城外，也构建马岭长城、妫州长城等新的军事防御工程。

  两宋时期，北宋在毗邻辽朝的岚州之地、毗邻西夏的庆州与原州之地构建过小型的长城与堑壕。契丹族建立的辽朝虽未兴举大规模的长城工役，但于10世纪初构建防御渤海国的镇东海口长城，于1026年构建防御生女线年构筑防御西夏的数百里“障塞”等线状军防工程。金朝时期，在其北疆出现构建长城的高潮。天会至天眷年间（1123—1140），构建时称“界壕”的外线长城，其遗址分布在今中、俄、蒙三国之地；大定年间（1161—1189），在今大兴安岭东南麓构建内线长城，形成横跨今大兴安岭的北线、中线和南线墙堑，且辅以城堡、关隘、墙台、道路等设施形成复杂的空间格局。

  明朝极为重视北部地区的防务。经过洪武年间至嘉靖年间（1368—1566）的持续施工，构建起东始于鸭绿江西畔的江沿台、西止于祁连山北麓的红泉墩的万里长城，并在长城地带配置十三个军事重镇，分区段主持长城的构筑、驻防与管理。清朝相继接管明代十三镇长城的防务。其后随着全国政局的稳定，雍正皇帝在位期间（1722—1735），推行长城地带改军为民的地方政体变革，明长城由此失去正常的管理而趋于衰败。但至清朝后期，又在陕西与湖北交界的大巴山区、山西与陕西毗邻的黄河东岸、湖南与贵州接壤地带构筑数道长度较短的长城。显然，清朝长城已是中国古代长城构建史的尾声余韵。

  历经两千五百多年间歇性地构建长城的军事活动，不同时代的长城分布地域相当广阔，在我国的西部、东部、南部皆有其遗迹，但主要分布于北部边疆地带。自秦代起，农耕经济地区与游牧经济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交往、碰撞与融合日益发展，两种经济形态互为补充和依赖，长城地带遂成为不同文明间交流、碰撞与融合的汇聚线而被人们所重视。

  古代人们在持久的长城构建活动中不断摸索，逐渐积累着工程管理和构筑技术的经验，使得长城跟着时间的推移而更符合特定时期军事防御的现实需求。

  随着军事筑城活动的持续推进，古人不断地总结军事工程的构建经验，逐渐运用新技术、新材料，健全驻防军队的组织体系和防区划分，以及长城的规划、设计和施工的督管水平，使长城的坚固性逐步的提升，契合着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军事防御需求。

  长城是中华民族爱国、卫国优良历史传统信念的物化寄托。中华民族历经两千五百余年构筑长城体系等军事活动的历练与实践、军事工程技术的出新和军事经验的积累，练就了顽强不屈、战而必胜的民族特质。近代以降，外患严重，愈益激发中国人民爱国卫国的强烈意识与家国情怀。每遇外敌入侵，长城就成为全民族团结御敌的精神象征，鼓舞着中华民族前赴后继地抗击外来敌寇。

  总而言之，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建造的伟大的线状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这慢慢的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具有凝聚民心、激励斗志的现实意义，以及弘扬奋发图强、历久弥新的文化自豪感与自信心的社会价值。

  本文摘编自《品读中国 : 风物与人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 北京 : 中华书局 :科学出版社, 2023.9）一书“10长城：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有删减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书是一部生动呈现中华民族如何在锦绣大地上创造辉煌文明的普及性读物，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邀请著名文史学者、地理学家联手打造。全书由自然编、人文编、中外编三部分所组成，简明扼要、图文并茂地讲述广袤中华大地上的自然风物和人文创造，述说大江大河所孕育的厚重文明，展示人文遗产所承载的民族精神；深入浅出地揭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